經濟會議的公報，讓種種對政策變化猜測的疑云被吹散了，繼續(xù)保持穩(wěn)定與寬松的刺激政策仍然是中國經濟的主旋律，那些叫喊踩剎車的聲音可以休息了。保增長仍是中國經濟發(fā)展中的重中之重。

　　經濟工作會議的一錘定音，當然對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也會是重大的利好消息?；A設施的建設會加大城市的拆遷，投資會轉化為強制性消費。以城鎮(zhèn)化為依托的結構調整和城鎮(zhèn)戶籍制度的改革無疑會推動城鎮(zhèn)化的速度和力度。對居民自住和改善性購房需求的支持，以及危房與棚戶區(qū)的改造和保障性住房的建設，同樣會推動和促進房地產市場的發(fā)展。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并未改變，無疑會增加市場的信心和拉動民間的投資。房地產無疑也仍將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柱產業(yè)。

　　但日益高漲的土地供給價格和房價卻在給市場的正常發(fā)展制造著障礙。抑制投機需求再一次提到議事日程。取消二手房交易稅費的優(yōu)惠并不能有效解決一手房的供給問題。進一步改革現(xiàn)有的土地制度則在一錘定音之后成為應解決的問題。否則沒有土地的增量就無法保證普通商品房的供給。如再次在擴大保障性住房的供給中壓縮了商品房的土地供應量，則仍會對市場產生漲價的壓力。

　　中國目前實行的是較嚴格的土地公有制。82年的憲法修改將土地性質定為公有制之后，似乎這成了社會主義制度基礎不可變更的一條底線，也成了意識形態(tài)領域中不可改變的紅線。

　　土地的公有制與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經濟制度，似乎是中國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堅持馬克思主義路線的重要標志，但這種理論基礎成立嗎？

　　中國的部憲法中規(guī)定的土地并非是公有制，而恰恰相反是私有制的。

　　中國的革命正是建立在這種土地的私有制之上的?！按蛲梁?，分田地”是中國數(shù)億農民祖祖輩輩的夢想，也是中國的解放戰(zhàn)爭之所以能用少數(shù)兵力戰(zhàn)勝多數(shù)兵力打贏三大戰(zhàn)役的必備條件。正是幾百萬農民在“打土豪，分田地”的信念支撐之下，用無數(shù)的犧牲和小車推出了這場革命的勝利。

　　因此，新中國的部憲法給了農民們勝利之后分取田地的較基本保證。

　　較早提出土地公有制的大概是亨利·喬治。在1879年《貧困與進步》（也有翻譯成《進步與貧困》）一書中，明確提出了在實行單一稅的條件下國家應實現(xiàn)土地的公有制。也從而得出了經濟學的“對純經濟租金征稅不會導致扭曲或經濟的無效率”的定理。但在未實行這種單一稅的條件下，土地的公有制則相反必然導致扭曲與無效率。

　　當時，1881年馬克思則在致弗里德里?！ぐ⒌婪颉ぷ鬆柛竦男胖刑貏e提到“在《共產黨宣言》中講到的過渡措施的地方，曾提到土地的公有制問題?！钡R克思同時認為喬治的土地公有制是為了資本主義降低生產成本，而剝奪生產者擁有土地的權利，并認為“這不過是產業(yè)資本家仇視土地所有者的一種公開表現(xiàn)而已?！睂嶋H馬克思的根本意思并不認為國家對土地實行公有制是一種好的制度。

　　當世界上個以馬列主義為思想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lián)在50年代中期實行了國家對土地的公有制之后，毛澤東則明確的表示了反對。

　　1958年毛澤東讀斯大林《蘇聯(lián)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談話時說：“蘇聯(lián)宣布了土地國有，我們沒有宣布土地國有。斯大林不賣拖拉機等生產資料給集體農莊，我們賣給人民公社。所以，在我們這里，勞動、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統(tǒng)統(tǒng)是集體農民的，是人民公社集體所有的?！?

　　當中國實行公私合營的改造和“黨的農村60條”組成人民公社時，土地的所有權并非國有和完全公有制。毛澤東認為，集體的土地并非是一種國有的土地公有制，農村集體有權對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作出所有權處置的決定。國家也不應實行土地的國有化。

　　但82年憲法的修改讓所有的土地變成了公有制，連集體的土地也在各種法律與制度的約束下，變成了農民集體說了不算的一種變相的國家公有制。

　　當土地被國家用公有制的方式壟斷之后，暴利就隨著壟斷而產生了。

　　1979年的三資企業(yè)法讓土地可以租賃和有償使用了，91年的55號令讓土地可以有償?shù)某鲎屃耍?5年的《房地產管理法》讓開發(fā)商只能在出讓的土地上進行建設和盈利，2002年的“土地招拍掛制度”讓土地成為了政府壟斷供給的商品，土地的收入也成了地方財政的重要組成部分。暴利不但讓地方政府的財力發(fā)生了變化，也支撐著地方政府官員升官的烏紗夢。

　　城市的建設、改造與經濟發(fā)展正是通過土地財政的支持而突飛猛進的。

　　“價高者得”的制度讓暴利披上了合法的外衣，理所當然的給了政府利益驅動之下的控制手段。通過壟斷性的分配資源方式，讓土地在稀缺中升值。

　　“嚴守十八億畝紅線”改變了市場的預期，則讓土地資源成為政府玩弄市場價格的借口之一。更讓雪上加霜的土地稀缺性轉化為必然上漲的房價預期。

　　在名義的保障糧食的安全性之下，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似乎在發(fā)揮著巨大的威脅作用。但這一前題本來是建立在“物質不變的基礎之上”的，而這個物質不變不等于是可耕地的畝數(shù)不變就糧食產量不變。這兩者并非是同等不變的關系。

　　以色列是比中國更缺少土地資源的國家，因土地和水的爭奪，在連年不斷的發(fā)生著戰(zhàn)爭和摩擦。但以色列卻用高科技的農業(yè)生產手段，讓這個缺少土地和水資源的沙漠中國家成了農業(yè)的出口國。

　　中國也在產量的提高上出現(xiàn)了小麥、水稻和玉米的畝噸田。產量的提高、大棚的出現(xiàn)都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并改變了物質存在的條件。

　　其實從中國數(shù)十年糧食播種面積的變化中可以發(fā)現(xiàn)，糧食的種植面積與耕地的數(shù)量多少無關，而只與土地的產出價值相關。換句話說，只與糧食的收購或購賣價格相關。每當糧食的產出價值大于務工的勞動價值創(chuàng)造時，土地的收益會吸引農民大量的種糧。而當糧食的種植收益低于務工的勞動收入時，農民就會放棄耕種而改為打工。

　　糧食的增產并不能給農民帶來更大的收益。但糧食市場價格的提高則會給農民帶來巨大的收益，會產生1：10的倍數(shù)效應。

　　從立頓紅茶的世界品牌和中國產茶世界的大國卻沒有立頓這種品牌和效率，可以看出土地的非集約化、不可流轉造成的茶園小面積耕種，無法實現(xiàn)品牌的建立與標準的統(tǒng)一。每個地方都以小產量在爭奪市場，就可以發(fā)現(xiàn)土地制度已制約了中國農業(yè)的發(fā)展和經濟的發(fā)展。

　　是的，中國有約占全球23％左右的人口，而只有約7％的耕地面積。毫無疑問，土地在中國是一種人多地少的稀缺資源，但利用效率的反差則只能加劇這種矛盾的惡化，而不會改變它。

　　中國的城鎮(zhèn)建成區(qū)只有3.84萬平方公里，約占整個國土面積的0.36％，但卻居住了6.02億人口。而農村的宅基地卻高達16.8萬平方公里，約為國土面積的1.75％，是城鎮(zhèn)建成區(qū)的4.6倍，卻只居住了7.2億人口。

　　如果合理的拿出1％的國土面積建設城鎮(zhèn)則可居住15億人口以上。可見不是土地資源的稀缺占主導地位，而是土地利用效率在制約。而這種利用效率的制約則源于中國現(xiàn)行的土地制度。

　　農村的土地不但不能流轉也無法讓農民獲得財產性收益。城市的破房子在居住使用中不斷的升值，一旦拆遷，隨著城市的發(fā)展財產的體格就不斷的上升。而農民卻無法用這種財產的轉讓和升值變成進城的資本。于是，城鄉(xiāng)之間的收入差別隨著財產性收入的差別更加拉大了。

　　成都地區(qū)土地流轉的試點經驗證明，將農民的土地進行流轉與整合，尤其是將宅基地進行整合與轉換，不但讓城市的可建設用地大大增加了，也讓農民的可耕種用地增加了。同時，置換也讓農民的收益大大提高了，讓農民可以分享改革的成果和財產性收入的增值。

　　核心在于改變現(xiàn)有的土地公有制度。不再是政府用強制性征收的權利低價獲取農民的土地，再轉為高價的商品獲取暴利。讓商品房的消費者承擔高額的土地費用，又讓農民無法分享土地的升值收益。

　　提高農民的消費能力，提高城鎮(zhèn)人口的住房標準，都需要在土地制度上進行改革，以較終解決房地產市場的穩(wěn)定、可持續(xù)發(fā)展，支撐中國城市化率的提高。同時，讓農民可以變成市民。

　　土地制度將成為下一個改革的攻堅戰(zh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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