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24號文件開啟了保障房建設的契機，但在隨后的五年里保障房建設幾經(jīng)沉浮。在十八大上，“保障性住房建設”頭次寫入黨代會報告，可見其作為重大民生問題，將是未來政策的重要著力點

　　中共總書記 在十八大報告中提出：“建立市場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結合的住房制度，加強保障性住房建設和管理，滿足困難家庭基本需求。”這是“保障性住房建設”頭次寫進黨代會報告?？梢?，保障房仍將是未來政策的重要著力點。

　　而早在5年前的中共十七大， 就提出了“健全廉租住房制度”。由此，保障房作為重大民生問題被列入政府公共服務的范疇內。

　　這一切，都與2007年8月出臺的《國務院關于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若干意見》(國發(fā)[2007]24號，下稱24號文)密不可分。“這個是住房保障非常重要的一個文件。”住房和城鄉(xiāng)建設部政策研究房地產處處長、中國房地產研究會住房保障和公共住房政策委員會秘書長趙路興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以后的一系列決策都是從這里提出來的。”

　　24號文出臺背后

　　24號文中寫道，“作為政府公共服務的一項重要職責，加快建立健全以廉租住房制度為、多渠道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政策體系。”其中，“城市廉租住房制度是解決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主要途徑”，同時明確“經(jīng)濟適用房供應對象為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并與廉租住房保障對象銜接”。

　　全國工商聯(lián)房地產商會會長聶梅生認為，政府先把廉租房做起來，做到應保盡保，并形成不同層次的住房體系。“這種住房雙軌制是大家可以接受的，也與國際上的通行做法接軌。”

　　事實上，經(jīng)濟適用房和廉租房早在1998年房改時就已經(jīng)明確提出。1996年7月，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提出，“把住宅建設培育為新的經(jīng)濟增長點和新的消費熱點”。三個月后，國家體改委、建設部等單位成立了專門課題組，研究深化住房分配體制改革和加快住房商品化的政策措施，較終在1998年3月形成了《關于住房分配體制改革的政策建議》(下稱《建議》)。

　　《建議》不僅提出改革住房分配制度、實行住房商品化，而且提出“建立住房社會保障”，要求政府承擔低收入家庭廉租房責任。

　　“有多少這樣的建議和草案，召開了多少次會議、討論，基本都數(shù)不清了。”當年房改方案起草人和較終方案執(zhí)筆人之一顧云昌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具體開始著手準備方案是在1997年國慶前后，在租金改革和產權改革兩種主要思路中，較終采取了住房私有化、商品化的路徑，“主要是為了拉動經(jīng)濟，培育新的經(jīng)濟增長點”。

　　在推進住房商品化的同時，房改方案還提出建立多層次的城市購住房體系，對不同的家庭實行不同的住房政策。國務院在1998年7月3日發(fā)布的23號文件中提出，“較低收入家庭租賃由政府或單位提供的廉租住房”。當時的設想是，經(jīng)濟適用房供應面向80%左右的家庭。

　　此后5年，經(jīng)濟適用房快速發(fā)展，累計解決了600多萬戶中等收入家庭的住房問題。但在2003年出臺的《國務院關于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xù)健康發(fā)展的通知》(下稱18號文件)里，房地產業(yè)成為拉動國家經(jīng)濟發(fā)展的支柱產業(yè)之一，經(jīng)適房的主體地位讓位于商品房，而經(jīng)適房被改為“具有保障性質的政策性商品住房”。此后，經(jīng)適房發(fā)展步伐放緩，而廉租房的建設規(guī)模一直遠遠落后于經(jīng)適房。截止2006年底，中國廉租房制度累計保障家庭54.7292萬戶，財政投入年均不足10億元。

　　與保障房長期缺位相比，商品房市場卻高歌猛進，房價節(jié)節(jié)攀升。“2004年次出現(xiàn)了房價的兩位數(shù)增長，以往都是個位數(shù)，這樣2004年就開始調控，控制投資規(guī)模包括房地產規(guī)模的擴大，結果卻是越調越高，2007年房價還漲。”趙路興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種情況下，我們就不能再推出國幾條。”

　　2007年3月，財政部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向國務院報了《財政部對廉租住房保障情況的分析及建議》專題報告，國務院總理 批示：“要按照政府工作報告的要求，立即著手建立健全廉租住房制度”。

　　“到了6月份，看見房價還在繼續(xù)上漲，我們就趕緊拿出了24號文。”趙路興告訴《中國新聞周刊》：“24號文，是在三年調控的基礎上，越調越高不能再調的基礎上，主要是有針對性地解決購不起房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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